在我踏足那座满是橘红瓦顶的城市之前，我曾在一间隐匿於北国乡间深处的孤儿院里，度过了十八年的岁月。那不是版画中那种温柔的田园村落——没有金黄的大麦田，也没有清澈见底的冰川河流。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，每逢降雨，黏土小路总会死死扒住你的鞋底；红漆斑驳的木屋，则安静地蜷缩在高耸的松树与白桦树下。
孤儿院坐落於村子的尽头——那是一栋长条形的三开间建筑，斜屋顶，灰砂岩石砌成的墙壁上已长满了青苔。前院里立着一架老旧的秋千，铁链生锈，每当有孩子爬上去，便会发出宛如悲鸣般的嘎吱声。冬日里，大雪将每个角落都掩埋在纯白之下；雪花无声地落在窗框上，又被壁炉里渗出的暖意慢慢融化。夏日里，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野花，燕子飞回屋檐下筑巢——牠们为自己寻得一处短暂的庇护所，待寒风渐起时便展翅离去。我时常望着牠们，心想，或许我也只是一只燕子，生於一个从未真正属於我的巢穴。
我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何时被送到那里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最初的那几年，只剩下稀薄的大麦粥、裹着破旧羊毛毯度过的漫漫长夜，以及其他孩子们的哭泣声。有些冬夜，我会被寒风灌进缝隙的呼啸声惊醒，在黑暗中，我会听见一个刚被送来的新生儿，正哭喊着要妈妈。而我——我早已记不清母亲的脸庞。或许我从未见过。或许我生来就是一个无名之子，无根无萍，仅仅是存在於那些被反覆洗涤至褪色的床单之间。
孤儿院由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管理。我们叫她院长。她有着银白交织着铂金色的头发，灰色的眼眸如同北欧下雨前的天空般忧郁，而那双粗糙的手，却从不缺乏温柔。她与两位来自邻镇的年轻教师同住。她们教我们读书识字，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，却不是来自字母表——而是老师们耐心解开卡在门把手上的毛线围巾时的样子；是孩子发烧时，她们守在床边的身影；是每逢圣诞节，她们总会在窗边悄悄点燃蜡烛，好让孤儿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依然有光。
孤儿院周围，大麦田一直延伸到松树林。春天，小溪的冰雪融化，水波荡漾，宛如远方的钢琴声。夏天，太阳几乎从不真正落下——漫长的白夜无休无止，我们会坐在草地上，望着那巨大的穹苍，看云朵极其缓慢地飘过。秋天，橡树与白桦的落叶厚厚地铺成一张金色的地毯——大一点的孩子们包括我会去耙落叶，以此换取一片涂了越橘果酱的烤面包。冬天，当积雪高到推开每扇木门都会发出呻吟时，我们便紧紧挤在大壁炉旁，听院长讲述关於森林精灵、维京海盗船，以及遥远南方的一座城市的故事——那是一座依偎在海湾旁的城市，有着橘红色的瓦顶，和一片永不停止歌唱的海洋。
正是在那些故事里，我第一次听到了那个名字：Minadr?mmarsstad。
我在等待中长大。但并非等待奇蹟——我很早就明白，奇蹟不会降临在像我这样的孩子身上。我等待的是自己长大到足以离开的那一天。来领养的家庭总是挑选最小的孩子——越小越好。他们更容易被塑造，更容易被疼爱，而且他们身上还没有那些已经结痂的伤口。我看着这一幕发生过太多次：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穿上崭新的羊毛衫，被牵着手走出铁门——然後铁门在他们身後关上。每一次，我的心脏都会因一种复杂的情绪而肿胀：为他们感到喜悦，以及为自己感到的一阵无声的悲伤。
我离开孤儿院的那个下午，是一个深秋的日子。金黄的橡树叶落在石板路上，空气中弥漫着屋後森林里树木腐朽的气味。院长陪我一路走到了公车站——一个简陋的路边候车亭，褪色的木牌上写着村庄的名字。她递给我一个薄薄的信封，里面装着她存下的一点钱。但她给我最珍贵的礼物，并不是钱。而是一条她在夏天亲手编织的三叶草手链。
「你是一个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孩子，」她握着我的手，温暖的掌心包裹着我。「你懂得太多了，这让我很心碎。这可以是一种赞美，却也是一种负担，因为懂事的孩子，往往不敢去争取他们应得的东西。我希望你能学会去争取，我的孩子。」
我点点头，不敢开口，因为一旦张嘴，我必定会哭出来。我只是紧紧握住她的手，过了许久，才爬上那辆老旧的黄色公车。隔着车窗，我看着她站在那里，红色的围巾在风中飘扬。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白桦树的尽头。我知道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已经跨过了门槛，踏入了另一种人生——一种我必须为自己点亮光芒的人生。
那天早晨，我不需要闹钟。教堂的钟声从灰石塔楼上传来——六下深沉而悠扬的钟声，回荡在还沾着露水的橘红屋顶上。我在阁楼的房间里睁开眼睛，第一秒钟，我有些迷失：低矮的天花板、白色的窗帘、乾燥松木的气味，还有一道细长的阳光斜斜地切过毯子。没有铁架上下舖的嘎吱声。没有哭泣的孩子。我就是我，而我在这里——在一座我从未踏足过的城市里，在一个不属於我的屋檐下，却感受到了一种奇异而深沉的平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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